我国消除疟疾的攻坚之路

  上世纪40年代，疟疾在我国的流行范围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北至辽宁南部、南至海南岛、东起沿海各省、西到云贵高原，全国近70%的人口都生活在疟疾流行区域内。当时每年的疟疾病例高达3000万以上，病死率超过1%，很多南方省份的农村，“稻谷黄，病满床”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每到夏秋农忙收割的季节，正是传疟按蚊活动的高峰，大量村民接连感染“打摆子”，家家户户的床上都躺着发冷发热的病人，连下地抢收稻谷的劳动力都凑不齐，不少村子甚至因为疟疾暴发出现了整村劳动力病倒的惨状。在云南的部分高疟山区，甚至流传着“十人九疟，十室九空”的说法，疟疾成了当时制约乡村发展、威胁百姓生命的头号公共卫生敌人。

  为了对抗这种凶险的疾病，我国在1955年正式启动了大规模的抗疟运动，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消灭疟疾”的目标，结合当时的国情制定了“两管一灭”的核心策略：管理好传染源，对所有疟疾病人进行规范治疗，防止带虫者成为新的传播源头；管理好传播途径，清理蚊虫孳生的各类积水死角；发动全民行动消灭按蚊。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全国的农村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灭蚊运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盆倒罐、填平村头的臭水沟、清理房前屋后的闲置积水坑，不少村子还专门组织了灭蚊小队，傍晚时分在村口的草丛边喷洒驱蚊药。基层的卫生人员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走遍每一个村子，挨家挨户给房屋墙面喷洒滞留性杀虫剂，同时走村串户排查疟疾病人，把免费的抗疟药送到每一个患者的床头，哪怕是偏远山区的独户人家，也不会落下。

  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抗疟攻坚过程中，我国的科研人员还拿出了改变全球抗疟格局的里程碑成果——上世纪70年代，屠呦呦带领团队从传统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历经数百次失败，最终从青蒿中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种全新的抗疟药彻底解决了传统氯喹类药物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的耐药性难题，把恶性疟的重症死亡率直接降低了90%以上，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流行区民众的生命，也为后续全球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推广奠定了核心基础。

  到了2010年，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建立起了覆盖全国所有省市的“1-3-7”标准化工作机制：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完成网络直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流调溯源和密切接触者排查，7天内对疫点开展全面消杀和风险评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传播隐患。在云南边境等曾经的疟疾高发区，疾控工作人员常年背着采血包翻山越岭，沿着边境线给每一个边民做疟原虫血检，甚至深入跨境务工人员的临时驻地，排查无症状的带虫者，从最源头切断跨区域的疟疾传播链。

  经过几代人整整70年的接力努力，我国在2017年实现了零本地原发疟疾病例报告，连续3年没有出现任何一例本土继发传播的疟疾病例。随着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每年都有从非洲、东南亚务工、经商回国的输入性疟疾病例，我国的疾控系统依然保持着全年无休的高灵敏度监测状态，对每一例输入病例都第一时间开展流调、处置、消杀，彻底避免输入病例引发新的本地传播。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就是对所有参与过抗疟事业的建设者最好的致敬。